毛泽东党建理论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地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的目标要求，并创立了一系列党建理论。毛泽东党建理论坚持马列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特殊国情党情实际相结合，其突出特点体现为“四个统一”，即组织入党与思想入党相统一、党的建设与完成党的中心任务相统一、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先锋队相统一、广泛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统一。毛泽东党建理论成功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把以农民成分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难题。毛泽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我党成为今天拥有7800多万名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把组织入党与思想入党相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共产党宣言》是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它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奋斗目标、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等基本问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基础。它指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埋葬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而无产阶级中“最先进和最坚决的”的先锋队组织即工人阶级政党担负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领导者的责任。列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旗帜，结合俄国探索联共(布)政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创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1902年列宁发表了《怎么办？》一书，奠定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基础。他强调要提高党员素质，纯洁党的队伍，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24页。】的精辟论断。显然，没有科学理论指导就不能体现党的先进性，就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就没有组织上的团结统一。中国共产党是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坚持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无产阶级政党，旧中国的特殊国情既不同于19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又不同于十月革命前后的俄国。由于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以及中国革命斗争形势，党的组织基础主要在农村，这就决定了党的成员构成不能以工人阶级为主体，而是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成分为绝大多数，这就必然存在“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一个绝大的困难”，即“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8页。】虽然党的六大后中央一再指示发展产业工人党员，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然而实际情况却与此相反：随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发展，工人党员占全体党员的比例由1928年的9%下降到1930年9月的1.6%。如何使一个非无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政党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而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就是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和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断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克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广泛吸收不同阶级出身的先进分子入党的同时，把组织入党与思想入党相统一，推进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思想建设的首要问题就是思想路线问题。思想路线的实质就是树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克服唯心主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针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的主要倾向，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马列的书要读，但要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的著名论断，“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这就告诉我们必须反对教条主义，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在《矛盾论》、《实践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章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以此“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些论断充分说明思想路线在思想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思想路线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确定和贯彻。
思想建设的中心环节就是加强思想教育，确立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明了党内教育的内容，明确阐释了思想教育的重要意义。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起党在各方面的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页。】随着非工人阶级出身党员数量的迅速增多，党内涌现出大量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这就增加了党员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此“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5页。】。只有加强思想建设来巩固组织建设，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6页。】。这次会议确定了“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其他优秀分子入党的同时，运用“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与共产主义的教育”的方法，遵循“党在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的原则，最终“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的地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621页。】毛泽东还发表了《反对自由主义》等一系列重要著作，提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59页。】。这些论述充分说明加强思想教育、确立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对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
思想建设的高层次问题是理论建设，党的思想建设只有通过理论建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党员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斗争经验的积累，理论建设显得愈加重要。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提出思想建设之初就十分重视理论问题。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针对不同表现形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问题，找出其具体“症状”，具体“病因”，然后开出“药方”，对症下药，并从理论层面加以解决，他规定的党内教育材料中就有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的。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认为理论教育是关系革命成败的关键，“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毛泽东高超的领导能力是同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分不开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毛泽东虽然日理万机，但他不论是在长征途中的担架上，还是在延安光线暗淡的窑洞里，始终孜孜不倦、坚持不懈地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共产党宣言》到《国家与革命》，从《资本论》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从《反杜林论》到《哲学笔记》，其中许多篇章还反复研读，不断地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同时毛泽东也要求党员干部学习理论，特别是在重大历史关键时刻，总是亲自列出马列著作书目，要求党员认真阅读，理论联系实际，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改造世界观，指导实践。
执政党思想建设的首要问题就是拒腐防变。随着党所处历史时代的转换，毛泽东更加强调全党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拒腐防变。1945年，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时提出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想。在全国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刻，他预感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将面临地位转换的严峻考验，于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适时提出“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同时强调要预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实际上是警示执政党要拒腐防变。新中国成立后，贪污腐败、贪图安逸、理想信念动摇等各种不良风气在党内有滋长蔓延之势。1950年5月，根据中央指示，全党全军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次年春，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规定做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八项标准，其基本精神是：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做人民的勤务员，不能当老爷；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觉悟，等等。1952年2月，中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这些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要求全党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拒腐防变，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为党长期执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见，毛泽东始终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党建的首位。思想上建党关系到党的性质，也关系到党在组织上的团结统一。只有解决思想上的问题，才能解决组织上的问题，从而保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把思想入党与组织入党统一起来推进党的建设。
二、密切结合政治路线，把党的建设与完成党的中心任务相统一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总结党八十多年来的历史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党的建设必须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这是对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党的中心任务和总目标关系的精辟论断和深刻阐述，也是对毛泽东党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党的中心任务是政治路线的集中体现。党的建设不能离开党的政治路线，党的政治路线决定着党的建设方向，决定着党的巩固和发展；同时，党的政治路线离不开党的建设，只有加强党的建设，才能领导全国人民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完成党的中心任务和历史使命。二者是紧密结合、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党的建设与完成党的中心任务相统一是毛泽东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90年来党的一条宝贵经验。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国情，根据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明确指出：“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这里的“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就是毛泽东强调的当时的政治路线，进而总结出“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他还进一步指出“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5页。】这就是说党必须通过加强自身建设、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来保证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贯彻执行，它是形成党的凝聚力、吸引力、感召力和提高党的战斗力的基本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的建设与政治路线的内容侧重点都有所变化。1953年，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实施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结合党的政治路线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相继开展了整党整风运动。党的建设有力地保证了“三大改造”的顺利进行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同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胜利贯彻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党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而后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之后的十年间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滋长，影响了八大路线的贯彻执行，阻碍了党的中心任务的转变。其间，“大跃进”和党的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是深刻的，对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这些历史事实表明党的事业的发展进步，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也必须加强党的建设，有一个能够保证贯彻执行这条政治路线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两者缺一不可。改革开放30年来，党中央始终把坚持党的建设围绕基本路线与完成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相结合，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再次证明毛泽东关于紧密结合政治路线、把党的建设与完成党的中心任务相统一的思想的正确性。
可见，党的建设密切结合党的政治路线、与完成党的中心任务相统一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法宝，是毛泽东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一条基本经验。正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总结加强党的建设宝贵经验时指出的：“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求是》2009年第19期。】这里所说的“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实际就是党的中心任务，并且把它提高到保证领导核心地位的高度。
三、密切联系群众，把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先锋队相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和“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的政党；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说来，只有民族解放，才有阶级解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285页。】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了共产党代表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且是最能推动历史前进的阶级，深刻揭示出共产党的宗旨和先进性。我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早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决议中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620页。】1937年10月，毛泽东在《论鲁迅》中进一步重申“两个先锋队”思想，指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我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创造性地提出的“两个先锋队”思想，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关系一致性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理论概括并丰富和发展的。毛泽东始终把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先锋队结合起来推进党的建设。
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先锋队相统一是工人阶级利益、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一致性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9页。】，“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1页。】，“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为了民族利益，他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等等。……这些论述精辟地阐述了党的宗旨和行动准则是为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而努力奋斗。毛泽东要求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揭示了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依靠力量和力量源泉，也是扩大阶级基础的根本要求。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1095页。】毛泽东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系统地、创造性地运用于党的建设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行动路线和工作路线，就是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密切联系群众，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和鱼水关系，进而不断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把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先锋队相统一。
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相统一是党的建设的宝贵历史经验。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不渝地执行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以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为根本，才使得无数优秀中华儿女投身党的革命事业，党的阶级基础才得以不断巩固和扩大。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在思想和组织上十分牢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使党成为领导人民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随后由于国民党当局挑起全面内战，党带领人民又迅速打败了国民党当局、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的执政党。毛泽东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和建立最广泛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际上就是为了扩大党的阶级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执政党的特点和肩负的重任以及党内存在的问题，更是把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毛泽东指出，要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扭转群众观点淡漠和忽视群众工作的倾向，最根本的是牢固地树立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多次告诫党员干部，克服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保证，党员干部要正确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自觉抵制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防止脱离群众的危险，否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仅不会成功，甚至会危及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1—42页。】新时期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先锋队相统一。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史，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就是为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正如党的十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5页。】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为根本，始终把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先锋队统一起来，从而推动自身建设与发展。
四、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把广泛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统一
广泛民主和高度集中相统一的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建设的根本原则，是把党建设成为有凝聚力、战斗力的组织堡垒的重要保证。“民主集中制”最早是由列宁明确提出的。1905年9月，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耶拿代表大会》中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实行彻底的集中制和坚决扩大党组织内的民主制”【《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页。】。翌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四大把民主集中制写入党章，会议通过的《组织章程》第二条第一次明文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5页。】十月革命后，民主集中制推广成为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民主集中制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组织原则。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与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相结合，深刻揭示出广泛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定了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矛盾的制度，形成了我们党在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上的鲜明特征。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深刻指出：“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8页。】这个规律就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它能充分体现出强大的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发挥出强大的组织力量。
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严明党的纪律，党的纪律是巩固广泛民主和高度集中相统一的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有力武器。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3页。】列宁指出：“党不仅是工人阶级先进的觉悟的部队，而且同时又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它有为党员必须遵守的纪律”，“党只有当它所有的党员都组织成一个由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团结起来的统一部队时，才能实际地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把它引向一个目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页。】中国共产党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根据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而组织起来的拥有铁的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毛泽东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5页。】早在1928年，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在井冈山时期就亲自制订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中多次论述纪律的重要作用。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解放军节节胜利。在新形势下，党内产生了比较严重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为解决这一“已相当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工作的发展”【《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页。】、“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2页。】的问题，毛泽东于1948年1月作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并对一些不执行的单位进行督促和批评。同年4月，毛泽东在《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中指出：“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不能允许不得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0页。】与此同时，他要求全党干部学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并在该书的封面上批示：“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303页。】正是有严明的纪律才保证了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才“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从而使党的主张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使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不断使党的事业取得新胜利。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多次同破坏民主集中制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有效地维护和巩固了党的团结统一。譬如红军长征途中，为了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展开斗争，毛泽东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并有针对性地指出：“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8页。】由于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终于迫使张国焘宣布取消其另立的“中央”，从而维护了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完成了战略大转移。
党的严明纪律不仅需要组织来维护，同时要求党员自身应该具有高度的党性修养和纪律。党的纪律是为了完成党的任务，为党的任务牺牲一切的党性原则，是建立在党员的自觉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纪律就是铁的纪律。我们党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表明，无论是在极端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时代，还是在党执政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党的纪律、破坏党的民主。严明的纪律是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带领广大人民共同奋斗，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可靠保证。党的90年奋斗历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归结为毛泽东的一句话：“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94页。】
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发扬民主、保障自由，民主和自由是巩固广泛民主和高度集中相统一的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坚实基础。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指出：“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8页。】他还在《论新阶段》中指出：“民主政治是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推进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页。】只要实现好广泛民主，保障党员享有自由，让大家畅所欲言，允许不同意见交流论辩，就能集思广益、扬长避短，进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准确性，使我们的党发挥出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另一方面，发扬民主必须防止极端民主化，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早在1929年12月《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就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和来源，并从理论上铲除了极端民主化的根苗，为他以后丰富发展广泛民主和高度集中相统一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页。】坚持广泛民主和高度集中相统一的民主集中制永远是党的事业胜利前行的组织保证和纪律保证。当然，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贯彻在实践上，根据不同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倾向，强调的侧重点有所差异，这也是符合实际的。
总之，毛泽东党建理论是马列主义党建学说与中国特殊国情党情相结合的创新性理论成果，它的突出特点是“四个统一”，这是我们党的建设行之有效的宝贵历史经验。毛泽东开创的党的建设的“伟大的工程”，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